10月23日上午10:00,财管学院418研讨室，财税经济研究工作坊开展了新学期第一次研讨会。
财大徐婷报告了题为“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the Benefits of Schooling”的论文，该论文由两位印度裔女性经济学家Melvin Stephens Jr 和 Dou-Yan Yang 完成，发表于AER，2014年第6期。
20世纪，美国的入学率显著增加，出生在1930年的美国人不到25%上过大学，1970年出生的则超过60%上大学。这个变化缘于美国20世纪迅速发展的中等教育，被称为“高中运动”（“High School Movement”），使得高中毕业率从1910年的9%提高到了1940年的51%。以前曾经有研究发现，全国范围内的义务教育规定和童工的限制是导致入学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很多研究试图探讨这种全国范围的入学率的提高对其他经济变量（诸如工资，死亡率，犯罪率以及教育对社会的回报率）的影响，这些研究通常会把人群按照年龄分成不同的群体，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受到义务教育规定的影响不同。大多数的研究，在控制了人们出生的州以及出生的年份这两组固定效应以后，都发现 义务教育法律的变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上述经济变量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本文认为，美国不同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把各个州放在一起研究，并不恰当，需要考虑到区域间的差异。利用美国1960-198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作者发现，如果只是控制州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工资，职位高低，失业情况以及离婚率都有显著的因果关系。然而，当引入区域和出生年份的交叉固定效应以后，这些影响都变得不显著，甚至有的影响变为反方向的。这说明区域的不同对结果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虽然本文的作者并未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引入区域-年龄的固定效应以后会带来如此大的变化，但是作者尝试在原有模型中加入教育质量的控制变量，并且发现，控制教育质量以后，原有模型的系数也变得不显著并且有的符号相反，这个变化的方向和引入区域-年龄固定效应以后的变化非常相似。所以教育质量在区域的不同，可以一部分地解释为何引入区域-年龄固定效应以后的结果的变化。
首先，作者介绍了美国童工法和义务教育法对儿童教育年限的限制。由于美国各个州的教育法律各有不同，它受到义务教育法和童工法的影响。义务教育法规定儿童的入学年龄以及可以不受教育的年龄。大多数州对这个年龄的要求都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如果未成年人完成了规定年限的教育，那么他们可以在未达到规定年龄时提前离校；另一个是，如果未成年人达到了最小工作年龄，并且达到了规定的教育年限，并找到了一份有保障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可以提前离校。有的州规定的例外是第一条，有的州规定的是第二条，很少的州规定两条都适用。童工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低年龄或者最低受教育年限，有一些法律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在上学期间每周可以工作时间的上限，有一些州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只能在课外时间（如假期）才能工作。义务教育法和童工法在教育年限的规定上存在一些交叉。
接下来，为了说明教育对经济和其他变量的影响，作者参照Card and Krueger(1992)中的方法，用学生数量和教师数量的比值，学年的长度，和教师的相对工资来衡量教育的质量，所需数据来自“美国教育统计摘要”数据库。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段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方法，论证了教育质量在区域的不同对工资和其他变量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发现：在只考虑出生地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时，教育年限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当考虑出生地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同时再考虑区域—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以后，教育年限对工资的影响就变为负的，并且是不显著的。这说明了区域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区域不同的重要性，作者把25-54岁的全部白人按照区域不同分成两类，南方人（South）和非南方人 (non-South) 。此时的固定效应只是出生地和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南方人和非南方人使用2SLS 回归的系数相反，进一步印证了不同区域之间的显著差异。
这篇论文是一篇典型的使用实证研究（positive analysis）分析工具，实证分析的具体方法包括理论分析（theoretical analysis）和经验分析（empirical analysis）。这篇论文的理论分析采用的文字描述，使用最直观的经济人的偏好理论阐述了文章的故事和逻辑。具体地，采用了计量经济学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二阶段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文章的精彩之处在于巧妙地使用了外生的工具变量，验证了教育对工资等其他变量的影响。参会老师和学生就如何做高水平的实证研究设计展开了深入的讨论。